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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2017年6月1日，《網絡安全法》正式實施，作為我國網絡安全領域的首部基礎性法律，內容十分豐富，奠定了中國網絡安全保護和網絡空間治理的基本框架，是引導我國網信事業沿著健康安全軌道運行的指南針，具有里程碑意義。《網絡安全法》集中體現了網絡空間各利益相關方普遍關心的問題，確定了網絡建設、運營、維護和使用網絡，以及網絡安全監管等多項法律規范和制度，這些規范和制度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協調，形成了一個維護網絡空間安全的閉環系統。　

　　為了配合《網絡安全法》的宣傳與貫徹，普及我國首部網絡安全法，筆者將對《網絡安全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進行系列解讀，本期解讀：懲治新型網絡違法犯罪法律制度。

　　當前，我國公民網絡安全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形勢，特別是不法分子利用現代通訊信息技術實施新型網絡犯罪呈高發態勢，犯罪涉案鏈條長，團伙組織嚴密，犯罪手法逐步升級更趨隱蔽，受害群體已覆蓋各行各業，各個年齡階段，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已經成為侵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公害，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

　　2016年以來，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1.9萬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8萬余名。2017年1月到6月，全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發案數、人民群眾財產損失數，同比分別下降12.3％和30.8％。

　　據了解，2016年以來，全國公安機關不僅在國內偵破了一批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電信網絡詐騙大案要案，而且在境外10余個國家開展打擊工作，將2700余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國依法處理。中國人民銀行建成了“電信詐騙交易風險事件管理平臺”，并與公安部“電信詐騙案件偵辦平臺”對接，實現了在線緊急止付，共凍結止付涉案資金70億元。工信部出臺30項硬措施，嚴格實行實名制，建成并投入使用全國詐騙電話防范攔截系統，共處置涉嫌詐騙電話號碼1184萬個。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反通訊信息詐騙藍皮書》指出，這類新型網絡違法犯罪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利用通訊、互聯網等技術和工具，通過發送短信、撥打電話、植入木馬等手段，網絡誘騙（盜取）被害人資金匯（存）入其控制的銀行賬戶，已日益精準化和職業化。

　　目前，我國打擊和治理新型網絡違法犯罪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有《刑法修正案（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關于依法辦理非法生產銷售使用“偽基站”設備案件的意見》、《治安管理處罰法》、《侵權責任法》、《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國務院令第285號）》、《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3]第5號發布）》、《金融機構客戶身份識別和客戶身份資料及交易記錄保存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4年、2010年先后出臺了《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信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解釋》（二），并于2011年出臺了《關于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一系列懲治網絡犯罪的司法解釋。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制定了《關于辦理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一攬子解決了我國網絡犯罪的管轄問題。

　　201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六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防范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下稱：“六部委通告”），“六部委通告”明確要求，公安機關要主動出擊，將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依法立為刑事案件，集中偵破一批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團伙、整治一批重點地區，堅決拔掉一批地域性職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釘子”。對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要依法快偵、快捕、快訴、快審、快判，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展蔓延勢頭。

　　然而，上述法律、規章和司法解釋在適用中仍然存在定罪量刑標準不明確、處罰力度小、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不健全、相關主體法律責任難追究以及受害人權利救濟難實現等亟需解決的法律問題。為了解決上述問題，2016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依照刑法、刑訴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第二條規定了十項電信網絡詐騙從重處罰的情節：一是造成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的；二是冒充司法機關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的；三是組織、指揮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的；四是在境外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五是曾因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二年內曾因電信網絡詐騙受過行政處罰的；六是詐騙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或者詐騙重病患者及其親屬財物的；七是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等款物的；八是以賑災、募捐等社會公益、慈善名義實施詐騙的；九是利用電話追呼系統等技術手段嚴重干擾公安機關等部門工作的；十是利用“釣魚網站”鏈接、“木馬”程序鏈接、網絡滲透等隱蔽技術手段實施詐騙的。從《意見》確定的十類從重處罰情節看，電信網絡詐騙除了構成詐騙本罪之外，該類新型犯罪還將引發系列犯罪并導致嚴重的社會危害后果，因此必須加大該類犯罪人刑事責任的成本。

　　互聯網時代，侵犯個人信息和實施通訊信息網絡詐騙是兩大主要新型網絡違法犯罪類型，其中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和通訊群組以及利用網絡發布與實施詐騙是上述兩大犯罪的兩個終端。《網絡安全法》第四十六條有針對性的設定了兩項禁止性規定，一是任何個人和組織應當對其使用網絡的行為負責，不得設立用于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等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二是不得利用網絡發布涉及實施詐騙，制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信息。這兩項禁止性規定對于保護公民網絡空間的合法權益，維護網絡空間的安寧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充分體現了我國網絡安全立法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核心理念，符合當前網絡安全工作的實際和需要，也為今后《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上位法基礎。

作者：王春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