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順頤在路上：行者無疆
在南郵，如果張不做產業，相信也會有人做，只是時間問題；但他做產業，而且帶動了一批人，讓這些人跳出固有思維，拓展全新天地。“我來南郵二十多年，算是比較順利，學術沒有荒廢是特別高興的一點，我的學生主要是通過具體項目學東西，在實踐中鍛煉，我教給他們的很少；辦公司積累很多經驗教訓,把一批教學一線的教師帶到公司里，算是把南郵的產業化開了一個頭。”
最艱難
1960年到1962年，是張順頤一生中最艱難的兩年，一場大病和隨之而來的一年多休學治療，讓遠離父母的張痛苦不堪，每天用4分錢輾轉于臨時住處于南京市肺結核防治所的經歷，深深的寫入張記憶中。的確，對于不滿17歲的張來講，這段磨難似乎來的太早了一點。
盡管這段經歷，只是延緩了張順頤的求學時間，而沒有改變他的人生軌跡，卻讓這個毛頭小伙子開始體會到人世間的種種艱辛，或許這些體會對日后獨立性格的養成有益，但在當時，更多的只是艱難兩個字。
1960年10月，16歲的張順頤參加高考體檢后被告知，肺結核。什么是肺結核，全家沒有人知道。一起查出來肺結核的其他6個同學，全都要休學回家，張病情最輕，學校允許他跟著聽課，這使得他沒把肺結核當成一回事。正當高考沖刺，張一心投入到學習中，一樣參加各種劇烈運動，勞累加上60年困難時期的營養不良，導致病情日漸加重。1961年1月，醫生通知張順頤去復查時，發現右肺上出現空洞，醫學上稱之為“透光區”，必須馬上休學治療。
即使遇到休學治療這樣的大事，張也只能自己拿主意。父母遠在廣州工作，全靠書信聯系，好多年沒有見過面。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的他，早就習慣了一個人拿主意。當時南京市肺結核防治所建議采用氣滴療法，但這種療法的痛苦遠非其他人想象，或者說，張根本沒有想到治病還要受這么大的罪，遠不是打針吃藥這么簡單，“把一根皮管，從鼻子里插進去，通過鼻腔，一直插到器官附近，然后讓你用力咳嗽，你一咳嗽氣管就張開，趕緊把皮管插進氣管；然后讓你躺在床上，頭低腳高，哪邊肺有問題就側向哪邊躺著，通過皮管往肺里滴大蒜汁。大蒜汁滴到鼻腔里非常痛苦，插著皮管子，不能說話，不能轉頭，很多人受不了。”
這樣，張每天花4分錢買張車票坐車到五臺山，下車走十幾分鐘到肺結核防治所，“第一次是護士幫我插管子，她一直在旁邊提醒我用力咳嗽，用力咳嗽，我咳著咳著突然一根皮管子就插進來；第二次開始沒人管我，我要想辦法自己咳嗽，自己插管子，插好以后一個人躺在床上滴大蒜汁。”
氣滴療法每次一個多小時，20多天一個療程，在所有患者中，張順頤是最小的，因為這種療法太受罪，很多人一看要往鼻子里插皮管，而且好久都插不進去，痛的直流淚，嚇得轉頭就走。別人都是家里人陪著去，張是一個人去，一個人插管子治療，一個人坐車回去。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張絲毫沒有消沉，在與結核病友聊天中，樂觀的交流治療經驗。
也許是因為年輕的緣故，盡管吃了很多苦，一個療程后，張的病就好了，“空洞閉合，肺部的病灶，很快也硬結、鈣化了。很多人治幾個療程還不好，我一下就好啦，非常難得。”這段時間，他一直住在學校里，“南京一中很照顧我們，肺結核是傳染病，不能回家住，學校給我們在附近找了一間房子，幾個同病相憐的難友集中吃住，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謝學校。”就在國家最困難的1961年，幾個結核病友相互鼓勵，同吃同住同治療，共度難關，“60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不少人，城市里吃不飽，得浮腫病的比比皆是。同學中因身體不好休學的不在少數。金忠青當時和我是南京一中同一屆，也是因病休學，后來復學，高考考入河海大學，文革以后，讀了研究生，留校當老師，做到副校長，后來又做了江蘇省的副省長。”
1960年秋天，父母把張順頤接到廣州修養，“我父親在廣東省總工會工作，下面有個廣東省第二工人療養院，是結核病療養院。省總人事科馬啟義叔叔看到我的情況，說二院缺少化驗員，讓我去學化驗，將來就留在廣州工作。學了一個多月，后來因為招工手續不規范，又回家了。否則，我現在就是一個化驗員，那所療養院現在還存在。”
初到廣州的時候，母親心痛兒子在南京吃不飽，想買只鴨子給他補一補，跑遍了廣州城，才在郊區員村偷偷買到一只鴨子，“整個社會都很困難，我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因為不能參加劇烈運動，張順頤每天早上從海珠廣場西邊家里騎車去東較場的廣東省體育場學太極拳，“太極拳比較平和，合適我，一直堅持到考上大學，效果相當好。”
盡管留戀父母，但已經耽誤兩年學習的張必須回去準備高考，1962年9月回到學校后，張一邊學習，一邊忐忑不安的學習和等待，“擔心身體，不敢太拼命學，更害怕因為肺結核不能參加高考，學校直到高考前一個月，才說可以，只有一個月時間認真復習，好在以前的基礎都在，最后考上了。”
填報志愿的時候，張在南京工學院人事科工作的叔叔告誡他，清華復旦和南工都不能報考，他們不收有過肺結核病史的學生，天津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這類當時不是很熱點的學校可以去，張最后選擇了天津大學，在志愿上依次填寫了無線電、精密儀器和水利系，選無線電的原因是當時最先進，填完之后才知道精密儀器才是天下最強的專業，“我想，壞了，最好的專業放在后面了，肯定不要我。去了之后才知道無線電系分數最高，而且以前的天大電信系還是北郵的前身。”
前前后后，張順頤讀了5年高中，其中休息了兩年，“學習上沒有什么壓力，成績還好，主要是身體和生活的壓力，吃不飽，得病，休學，什么都是一個人“。或許，相對于痛苦的治療，遠離父母的無助更讓張倍感壓力。巧合的是，從此之后的40多年，張再也沒有大病過，即使是后來到條件更艱苦的山西工廠，做更多重體力活。即使現在看來，張的身體也相當不錯，看到他，很難想到已年過花甲。張因此戲稱，“氣滴療法，讓我把一輩子該受的罪都受了，以后算是給我補償了。”
中小學
1944年7月，張順頤出生在南京鐵作坊（現中山南路的一段），幾年以后舉家搬到相鄰的黑簪巷，這條兩百米長的小巷子是典型南方城市小胡同，窄得任何汽車都開不進去，卻有著最濃郁的南京氣息，每日里穿梭于附近的弓箭坊、銅作坊、銀作坊、顏料坊等“老南京人大量聚集的地方”，日漸長大的張有著抹不去的南京情節，對秦淮風景如數家珍，以至于日后一心要從山西回來。
1949年，張在私塾接受了一年傳統教育后，進入臨近顏料坊小學讀書。顏料坊小學非常簡陋，連操場也沒有，張順頤小學6年，沒有上過一次體育課，以至于考上中學的第一次體育測驗就不及格。張并不知道這所小學，連同巷子里的百年玉清池和山西會館一樣大有來歷，顏料坊小學是在“中國近代圖書館之父”廖荃孫創辦的圖書館（當時稱藏書樓）“藝風樓”的舊址上修建。小學的原址，是曾生活過國學大師夏仁虎（他的兒媳林海音因寫出《城南舊事》而蜚聲海內外）的舊居。
1955年，張考入當時私立中學最好的鐘英中學（后來改為公立23中，現并入南京三中），鐘英中學的舊址，是曾國藩九弟曾國荃家的祠堂，始建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中學時期張成績漸漸突出，畢業時考入當時最好的南京一中，這所百年名校，校風純正，名師輩出，當時在南京有一段順口溜：要用功，進一中，至今仍是南京四大名校之一。
1958年，趕上大煉鋼鐵的張順頤，開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集體拆城磚，建小高爐煉鋼”，張頗有些小聰明，“南京古城墻的城磚很重，一般是兩個人抬著走，走個幾趟就受不了。我找了根繩子綁住城磚一個人拖著走，這樣輕松很多。大家看到我這樣，也都學我。”“還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初二一次生物考試，我把時間忘記了。下午考試，吃過中午飯，別人提醒才想起來。偏偏這時拉肚子，急忙之中，拿了一本生物書上廁所，就這么翻了一遍，竟然也考過去了。”
張順頤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班里年齡最小的，“不是一號就是二號，總坐最前排”，學習上，“當時有個全省數學競賽，我因為身體剛恢復就沒有盡力參加，學校好幾位同學拿了一等獎，但期末立體幾何考試的時候，全年級只有我一個人是100分，所以他們不服氣，說拿獎的人還不如我。”
讀大學
天津大學的前身是1895年創辦的北洋大學，尤其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精神，張順頤“只知道讀書，除了上課，肯定是在圖書館或者試驗室。只有禮拜天下午才出去轉轉，晚上再回來看書。”大一時，張主要的精力都用來做數學題，“當時學習蘇步青，據說他做了一萬道微積分題，我找了大量的蘇聯習題做，不停的做，盡管老師不會批改，但我做了這么多習題，數學基礎挺好，后來專業課程的學習，甚至搞計算機就很快熟悉了。”張一開始是學俄語的“可以看專業的參考書”，到了天大后開始自學日語和英語，“當時日語學習的書籍非常缺，一本陳信得編的《科技日語自修讀本》，真是被我翻爛了。”
在天大的5年，張做過小班和全年級的學習委員，后來又做班長，感覺是“學有余力”，“真正的知識都是工作之后學到的，但天大培養了我的自學能力。天大的教師很優秀，像教我們數學的周國才老師，終身難忘：授課嚴謹，板書工整，絕沒有一個錯字廢字，另外有一位教場論和特殊函數的女老師，不看任何資料和講稿推導公式，可以一口氣推導一黑板的公式，讓你看的明明白白。復課鬧革命的時候，吳詠詩老師（后來做到天津大學校長，公認為天大最有作為的校長之一。）講電磁場理論時，簡直把這門非常難懂，理論性極強，最不好學的課給講活了。連旁邊南開大學，很遠的天津工學院的學生都慕名前來聽課。”張順頤屬于文革前考上大學的老五界，非常幸運的避開了大部分運動的沖擊，等到文革在校園里肆虐的時候，張已經離開了運動的中心，“復課鬧革命”的時候，張抓住機會，多少學了一點專業知識，緊接著，分配到山西工作了。這一點，一直是他一生中都慶幸不已的事。
在太原
1968年12月，張順頤分配到太原市。“我最想去內蒙古，向往那里的大草原，但學校把我分到呼和浩特，我寫信給父親，他說能否爭取到山西，好歹離家近。”當時工宣隊負責學生分配，“我65年12月入的黨，當時大學中學生黨員很少，工宣隊照顧我，讓我到太原市革委會報到。”
“我算是比較幸運，最后到了太原無線電元件廠，多少是帶了無線電三個字。就在我報到的前幾天，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發表了，很多人直接去了農村。”
從1968年12月27號來到太原，到1977年1月8號回到南京，張順頤在太原無線電元件廠呆了八年，這八年，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礎。“這個廠原來是做拉鏈的，1958年從上海遷過來，轉產無線電，1967年以后分配了十幾個大學生，后來還有清華、北大的，做半導體收音機的中頻變壓器和插頭”，張一開始分到壓機車間做學徒，慢慢成長為技術負責人，先后負責過晶體管擴大機，電子管黑白接收機和礦用發爆器，數控機床的研發。1975年，太原電子局把無線電元件廠和其他幾個廠合并為無線電六廠，成立整機車間，張被任命為整機車間的副主任，“車間一直沒有主任，知識分子是臭老九，不能做一把手，只能做副主任。生產煤礦頂板安全警報器和晶體管安全警報器，整個廠500多人，主要靠這幾個小產品支撐著。”1975年，四機部計算機局的李瑞局長到太原調研，山西省電子廳和太原市電子局推薦他到張順頤的整機車間看看“看了我們之前做的數控銑床，覺得非常好，經過廠里的爭取，就把研究計算機的任務交給了我們。”
當時主流的小型機算計是PDP系列和NOVA系列，“清華等幾個高校正在模仿NOVA，我們仔細分析，130全國都在搞，但低一檔次的120更適合于工業控制”，1976年，無線電六廠成立計算機車間，集中全廠的技術人員研發DJS－120計算機，“還是沒有主任，我當副主任，分成運控組，內存組，軟件組，電源組，外設組，基本上都是大學生。用了一年多研制成功，是整個山西省第一臺數字計算機，4K磁心內存，后來用在山西省紡織研究所控制提花針織。”
“我們先到天津第一電子儀器廠學習了一段時間，回來自己摸索。用單片的集成電路，包括單穩態觸發器，各種簡單的門電路和16位的儲存器來組裝，由于電路的集成度很低，所以印制電路版的尺寸很大，450*450mm，雙層的，都是自己做的，沒有做過這么大板的設備，很容易變形。還有內存的磁心，是我到山西陽城采購的，在天津穿的，其實大家都不懂計算機，正好北大出了一本計算機教材，我們買了一起看，一起研究。”
“這個車間有一些人很不錯，像運控組長李青山，工作非常扎實；軟件組是黃克誠大將的兒子黃洵，不僅是軟件，連印刷電路版的制作都包下來了，非常能吃苦；內存組的趙沁平，水平很高，現在是教育部主管科技的副部長。當時使用磁芯的內存板，磁芯參數差別很大，不穩定，非常難調，沒有專用儀表，靠普通的示波器，內存組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調出內存板，當我們聽到標志磁心內存調試成功'下雨檢查'的叮當聲時，真是激動萬分。一年的辛苦，終于得到了成功的回報。計算機車間支部書記是復員軍人馬連喜，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非常理解和支持。”
張在這八年期間，主持了工廠大部分技術項目，極大的鍛煉了實踐能力。張還經常到銷售部了解情況，“雖然沒有市場的概念，但是知道產品一定要符合客戶要求才行”，張日后在南郵做產業，這段經歷是基礎。
回南京
盡管在無線電六廠取得不錯的成績，但南京人張順頤一直有著思鄉的情節，因為“生長在南京，喜歡那里”，30多歲的張在工廠里條件優秀，不乏追求者，“電子局郭局長和其他同事介紹了許多領導的女兒，安排我們見面，有時是領導介紹的，我不好不去，又怕這事成了，就故意打扮的很邋遢，讓人家看不上我”，張害怕一結婚，永遠也離不開這里。但他是無線電六廠的技術負責人，又是唯一的大學生黨員，工廠說什么也不放他。“我和軍宣隊磨了好幾年，他們看我三十多了，為了這個連對象也不敢處，終于同意我調走”
張的父親給他聯系了廣州石化，當時廣州石化引進了一套法國設備，需要一個無線電技術人員，但廣州革委會一看他是學無線電的大學生，還是黨員和車間主任，覺得是個人才，不想給石化，想分到廣州電子局去，壓下來不批石化的申請，這樣廣州石化和廣州革委會都想要，事情反而拖著。
正好這時南郵恢復了招生，需要一批教師，張在東南大學的叔叔，馬上幫他聯系，當時南郵副院長房慶新很熱心，“南郵的辦事效率很高，兩個月就辦完了所有手續，從此就在南郵扎了根。”后來留在太原無線電六廠的工友很是羨慕，說他選擇高校，有長遠眼光，“我進南郵是巧合，沒想到做老師，只是想回南京才過來，再說當時工廠是最好的，高校待遇一點比不上工廠。”
到南郵
1977年1月，張順頤來到南郵，分到三系電視專業教研室，但還沒有到教研室，就被系主任動員去做助教，考慮到在高校遲早要接觸教學的張做了7581班晶體管電路的助教。張頗有些膽怯，怕學生提問題，答不上來。在工廠積累的知識給了他底氣，“發現輔導學生其實很簡單，沒有遇到什么答不上來，學校看到，后來希望我干脆直接給學生上課，講我做過的計算機知識，”張試著開了幾次計算機講座，沒想到造成很大轟動。“那時候誰見過計算機啊，但大家都知道計算機是最先進的，都過來聽，擠滿了人。”從1978年開始，張順頤在南郵三系開設計算機原理和語言，連續教了5屆學生，相繼擔任302教研室副主任和301教研室副主任，直到去日本進修。
去日本
1979年開始，教育部選拔教師出國進修，張順頤參加了學校舉辦的中級英語進修班，結業成績據說是班上分數最好的之一。不過，因為他當時連講師都不是，沒有資格進去，也不能參加進一步的學習。1981年，國家經委委托長春郵電學院開辦日語培訓班，南郵推薦有日語基礎的張順頤參加。在1981年11月到1982年6月，張順頤在長郵學習半年，后來參加教育部組織的出國人員考試，考試成績達到最好的A，令大家刮目相看，“成績分為A和B，A代表日于沒有問題，可以馬上出國，B就要再培訓一年才出國，當時大學老師的外語水平普遍很差很多人學了一兩年還是B，其實我愿意考B，可以多學一段時間。”
1983年12月20日，作為南郵文革后第一個出國日本的教師，39歲的張順頤來到日本國立電氣通信大學，開始了自己兩年訪問學者經歷。“我們租了日本居民的房子單獨住，自己買菜買飯，我的身份是高訪，只要是研究和交流，國家并沒有給我明確的任務，比如要拿學位什么的，但我想竟然來了，就要學些東西。”
國立電氣通信大學是直屬日本穩步省管理的少數國立大學之一，是日本通信領域最著名的大學，導師長谷川伸是日本通產省電波審議會委員，日本電視學會副會長，后來做過一任會長，是圖象處理領域的專家，由于中日長期缺乏交流，日本學者對中國了解很少，“長谷川先生一開始比較冷淡，讓我先熟悉一下情況，以后再談課題，他沒有和中國人打過交道，認為中國學生不行。”
張順頤自己選修了研究生課程，整天泡在圖書館和實驗室，“他看我挺認真，3個月后就交給我一個課題，微機的傳真機接口（T30協議），研究如何在電腦上實現傳真機的功能。我用匯編語言做了一年，很成功”，張在名古屋舉辦的昭和六十年度電子通信學會信息系統全國大會上發表了《使用傳真機和微機的圖象處理》演講，長谷川先生很吃驚，說原來中國學生不比日本學生差，鼓勵張做基于微型計算機的漢字分析和檢測，這是張在日本期間的主要課題，最后的文字，符號的輪廓抽出和消除雜音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發表了3篇論文，而他的大部分日本同學，成績都不如他，長谷川伸因此對這個中國學生另眼相看，在《關于張順頤先生在我校研修情況》中寫出這么一段話，“張先生在我研究室兩年學習研究中非常認真，刻苦，其認真治學的態度，令日本人也深受感動”，長谷川伸治學嚴謹到近乎苛刻，極少對人對事稍加稱贊，如此的評價實屬難得，“長谷川先生先后來到中國兩次，每次都到南郵來訪問。”因為國家規定高訪只能呆兩年，張順頤沒有時間拿到學位就回國了。
1985年12月20號，張順頤坐上回國的航班，傍晚到上海，夜車趕回南京，21日上午，沒有休息就到學校人事處報到，“學校讓我去剛剛成立的計算機系報到，系里說你剛回來，先回家休息一下再上班”，利用這段空閑，張順頤把遠在江西的愛人接回南京，”我是1978年結的婚，34歲了，82年孩子出生，83年我就去了日本，一直是愛人在帶孩子，她一個人在江西部隊醫院，單位婦兒科的骨干，業務很忙，但我父母在廣州工作也很忙，不能幫我們，她一個人又忙工作又帶孩子，真的不容易。“經過幾年的爭取，他愛人也被批準轉業回南京。
做產業
90年代初期，國家號召高校發展產業，長春郵電學院率先創辦長虹公司，從事交換機研發生產，產值一度到幾千萬，成為一時典范。1990年，南郵把有過工廠經歷和留學經驗的張順頤從計算機原理教研室主任點到科技處做副處長，第二年校領導又組織到廣州深圳考察，下定決心辦公司做產業。
【創辦南郵寧通公司】
南郵之前和汕頭郵電局合作開發過電信業務的計算機管理系統（901工程），利用計算機管理客戶資源和線路資源，做的很成功，因此認為做軟件最能發揮南郵優勢，1991年10月，張開始籌備南京郵電學院通信技術開發部，“教育廳的意思是不要做獨立法人，可以省一些稅，所以對外叫南京郵電學院通信技術開發部，后來為了解決評職稱的問題，又有個身份是南郵信息網絡技術研究所，我是總經理和所長，但我們內部都叫寧通，寧是南京的簡稱。”寧通開始的十個職工全是南郵教師，其中不乏精兵強將，顧曉敏主動要求過來，做到很好，現在是中國聯通的財務總監；楊景后來負責九七工程的規范，現在是UT的首席科學家，后來從學校光纖所調來的洪天峰，現在是華為公司的高級副總裁。
南郵之前辦公司有過教訓，很多人因此熱心的勸張，“只要辦公司，沒有不栽進去”，張找到當時任院長的鄭薇薇要啟動資金，鄭問他要多少，張考慮再三，怎么也要五萬吧，鄭很爽快，“她說三萬吧，少一點明年好還。”就這樣，張帶著三萬走馬上任，“那個時候只要和錢打交道都有風險，別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我堅持寧通公司不單獨做賬，而所有的帳都由學校財務處管理，完全透明，大家無話可說。”
寧通公司的第一筆生意是廣東省郵電管理局委托的“廣東省郵電管理局計算機應用技術規范”，是時任廣東管理及副局長的崔勛（本刊第三期封面人物）提出來的。后來又有了深圳市郵電局數字數據通信網絡（DDN）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設計，汕頭郵電局的綜合信息管理系統（911）。寧通公司一年多之后就開始給學校上交利潤，以后每年幾十萬元，取得一個良好的開端。
【九七工程的機遇】
90年代初，郵電通信事業飛速發展，業務量的激增帶動設備大量更新和用戶飛速發展，但管理相對滯后，很多企業開始自己籌建辦公自動化和進行決策支持的管理信息系統，存在重復建設和盲目性，1992年，郵電部信息中心決定編制“郵電信息系統技術規范”，南郵最終申請到這個項目。
這是當時南郵承擔的級別最高的標準項目，屬于開創性項目，也是張本人承擔的第一個重大項目，從設計網絡構架，建立管理系統模型，到系統軟件，數據選擇，毫無經驗可以借鑒，張直接到基層企業了解需求，七易其稿，1993年10月，“郵電信息系統技術規范”通過郵電部技術司鑒定，1995年郵電部科技進步三等獎;1994年，郵電部用紅頭文件，規定全國郵電系統參照執行。緊接著，郵電部電信總局委托南郵制定“市內電話綜合業務計算機管理系統技術規范”，改變以往各地試點開發工作中的盲目現象，1995年7月，由楊景和張順頤主持的“市話業務計算機綜合管理系統規范”完成，笠年又獲郵電部科技進步三等獎，電信總局發文要求全國電信部門遵照執行。這一規定的頒布執行，在全國迅速掀起了建設“市話業務計算機綜合管理系統（因要求在1997年完成，所以簡稱為九七工程）”的熱潮，在極大促進電信管理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商機。
“當時長沙電信局也在做，而且電信總局紅頭文件推廣長沙的系統，我們到下面推廣我們的系統時，遇到的阻力非常大”，當時副院長張孝強和張帶著人四處交流推廣，雖然取得浙江舟山、福建三明和四川成都的認可，但是難度很大，真正的機遇是在南京"雄獅計劃“的巨大成功。
1994年，南京市電話發展迅速，很快就要達到百萬門，必須用計算機進行管理，在江蘇省郵電管理局電信處王建處長和吳嬰的推薦下，張順頤馬上找到南京電信局，合作開發“南京電信局電話業務計算機綜合管理系統”，雙方對這套系統很有信心，取“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獅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意叫做雄獅計劃。1994年11月1日，合同簽訂，1995年12月28日開通運行，1997年4月通過電信總局鑒定，一致認為“雄獅計劃”是“起點高”，國內開通較早，系統覆蓋業務范圍廣，數據共享高的電信業務綜合管理系統為今后電信綜合管理網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先后獲得江蘇省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南京科技進步一等獎，成為九七工程的樣板。
挾制定九七工程規范之利，寧通在全國攻城略地， 拿下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省會城市和部分省的系統。那幾年是寧通最輝煌的階段，公司營業額累計達3000萬以上，利潤上千萬，培養了一批技術力量。直到1998年，張順頤調任學院副院長兩年之后不得不脫離寧通的日常管理，加上九七工程接近尾聲，寧通公司日漸衰落。“2000年我們開始和別人合作，寧通在九七工程名氣很大，很多公司爭著同我們合作，我們陸續和福建宏智，廣州佳都，上海宏訊，福建富士通合作過，有的還在進行。至今寧通的帳上還有1200多萬的先進，但我們太謹慎了，我當時制定的寧通分配方案是211，即上繳50%的利潤給學校，獎勵25%，只有25%用于發展，錯過了太多機會，沒有市場人員，更沒有管理經驗。現在這個公司已經不存在了，但這方面的工作，南郵還在堅持。盧捍華老師還在福建富士通合作，在福建，寧夏在作項目，做的非常好，業內的影響而已很大，我是支持加參與。”
【高校產業之路】
“高校辦產業，起步不難，難在發展。高校有很多成果，但市場上急需的卻并不多，即使有，實驗室的成果變成產值也需要一個過程，這就是需要孵化器的原因，一定要一個時期，高校在這塊不行，沒有錢和時間來培育這個市場，就希望短平缺，這樣的項目太少。現在科技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不是高校，企業可以投入大量的科研經費，高校根本比不上，特別在信息產業IT這一塊。”
張順頤認為高校辦企業應該是科研依托學校，但運營完全社會化，“我們是科研依附學校，但運營沒有社會化。我們的員工全是教師，不想和學校脫鉤，老想著哪一天做的不好，或者維持不下去了，還可以回來，學校也必須給他們系上個安全帶。”
“但高校的科研力量還是非常強大，一般的中小企業都比不上，所以，南郵要利用好自己的優勢，和大企業合作開發，或者聯合中小企業，轉讓成果給他們。”
在科研人員上，也存在兩難的現象：南郵師生比接近1：26，教師缺的利害，保證教學是第一位，大部分教師愿意多上課，沒時間做科研，再說，一般教師很難爭取到科研項目。我的建議是成立專職的研究所，中心在科研，必須有一部分人把科研放在第一位。
寧通成立之初，南郵曾提出來一校兩制，給寧通特殊的發展政策，“實際上沒有搞起來，學校的思路是平穩為主，我們在深圳辦了一個貿易公司叫深圳南郵，后來和安徽管局合作過一段時間，有過很多機會，但我們抱著一不違法二不虧本的想法，能維持下去就滿足，錯過了很多機會。我上臺之后辦了近十個公司，雖然都有贏利但發展緩慢，現在活下來的有一多半，最好的是南郵通信，這幾年每年都有上百萬的利潤，原來是我兼總經理，實際上是一位很能干的劉建新老師在做。現在是她當總經理，我兼董事長。在她的主持下，這個公司很不錯，深圳南郵是我們的一個窗口企業，現在很多產品都是通過這個平臺做/還有一個工程公司和勘探設計所。還有幾個更小一點的公司，南郵自己辦的公司，一般都不虧本。在創辦時，學校都不投資，往往注冊時投入，第二天就撤回學校了，以前允許這種做法，現在學校注冊或增資的現金不能撤回，為了規避風險，學校規定這些投資不準動用。南郵通信是合資公司，學校投的300萬，和其他股東的投資共1100萬元，至今都在公司的帳上，一分錢都沒有動用。只有投資江蘇中天科技的資金，是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這幾百萬的投資，多半已經分紅回來，目前還有上市公司的500多萬股票，市值已經達到2000多萬，已經完成了股權對置，明年就可以上市。南郵歷來規定，各系和教研室，教師個人都不能辦公司，要辦只能是學校辦。所以，南郵沒有出現某些高校那樣遍地開花的情況。比較正常。不過，學校公司有責任支持教師科研成果的轉化，以合作或是產權轉讓的方法來操作。所以，南郵校辦產業的風險不大，規模也不大。但是由于中天科技的支撐，校辦產業的產值和利潤，在江蘇高校都是名列前茅的。
管科研
1998年之后，隨著信產部的成立，南郵每年700多萬的部級科研經費全被消減，科研一下子到了低谷。上任不久的張順頤的主要工作就是籌措科研經費，重振旗鼓。“1996年我擔任主管科研和產業的副院長，準備修改和調整科研政策，原先申請到的科研經費學校和系里都要留很大一部分，真正用于科研的剩不了多少，2000年我們調整了策略，大大減少了提留，保證科研經費用于科研，明確由項目組負責人負責分配使用，極大的調動了教師搞科研的積極性。南郵的教學一直不錯，但科研薄弱，加上擴招以后，教師資源和數量全線緊張。我不能給每個教師規定科研任務，但我可以調動他們積極性，讓他們認為拿到項目有利益，教師都很擁護這個政策，2000年之前南郵全校只有兩個863項目，現在一年可以做到有十個863項目和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十幾個省項目。”“為了進一步推動學校科研的發展，我學奧運會的戰略：能奪奧運會金牌項目的重金支持。我在2004年提出，改變原來的校一級科研項目的管理方法，把學校自籌的科研經費增加到100萬元，分成三個計劃，攀登計劃是為申請863和國家自然資金等國家級高水平項目做準備，這些項目南郵優勢非常小，我們和清華、南大和東南這些學校競爭往往處于劣勢，要拿到這些項目，必須工作做的更加扎實，前期的預研更深入，申請報告更有說服力才行，所以每年給2、30萬，讓他們把基礎工作做好，不求出成果，但有助于今后申請到項目。我是有小錢釣大錢，值得；第二是創新計劃，目標很清楚，就是能實現科研成果轉化的項目，每年40萬左右；第三是青藍計劃，針對助教和講師，每年2、30萬，這些人因為職稱低資歷淺，沒辦法申請項目，你不能等到他們到了教授再去申請項目，要給他們機會，讓他們鍛煉和成長。這筆錢就是交學費，讓他們學會怎么做科研。”
2004年，張順頤請示時任南郵院長的謝玲，申請每年拿出100萬支持這三個計劃，謝玲和校領導班子非常贊成。計劃推出之后，采取廣泛申請和匿名評審的方式，目前攀登計劃兩年資助了約20個教授，創新計劃資助了10個項目，青藍計劃資助4、50個青年教師，“這個計劃一個周期兩年左右，要5年后才能看到效果。但是一定能出成果。現在的形勢，逼著我們調整學校科研方向和做法，不能做以前的低水平重復工作，否則只靠幾個863和自然基金的申請，命中率太低。”
張順頤一直堅持建立專職的科研隊伍，“99年擴招以后，我預計將來師資力量緊張，教育部的規定是教師和學生的比例1：16。但我們是1比20多，有段時間達到1：26以上。教師少，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必然少，就一定要有專業的科研隊伍，但南郵很難組建，就以產業的形式做。我們在江蘇校辦產業總規模派第二，當然這里有中天科技的支撐。南郵通信在全省高校企業利潤派68。”
像南郵這樣的學校，在教學上已經有很大成績，要上層次，就要在科研上有所提高，教師要提高水平，就一定要參加科研。這幾我們項目多了一些，但總體水平還是低，數量還是少。能拿項目的教師比較少。科研的骨干比較少，只有20個左右，都是兼職老師，一邊帶學生，一邊做項目，還要上課。
張堅持科研導向應該是激勵加限定，研究生導師必須有科研項目，博導沒有重要科研項目，即國家級、省部級的項目或者是比較大的橫向項目者，要減少和停止招生。
學術上
從講師到副教授的5年間，張順頤發表了約10篇論文，從副教授到教授的8年間，發表了10多篇論文，1995年，張順頤評上教授，大部分精力要投入到制定九七工程規范上，而且寧通公司大有起色，完全有理由離開教學科研崗位，一心做企業；第二年，他當上主管科研和產業的副院長，行政事物纏身，更有理由脫離教學；學術、教學還是企業？張沒有給自己一個脫離的借口，二十年來奔波于教學、科研和企業之間。
張順頤帶過的碩士研究生，“包括正在學習的有101個，其中已經畢業50多個；17個博士生中已經畢業2人，3人近期可以畢業，這學期又多招了4個”。主持過十多項包括國家863和江蘇省高技術研究在內的各種項目，發表七十多篇論文，專著兩本追蹤業界熱點和動態的文章大量發表于專業報刊，是近幾年南郵科研項目最多的教師之一，是南郵獲得省部級獎項最多的教師之一，三項郵電部科技進步三等獎，三項江蘇省科技二等獎，一項南京市科技進步一等獎；學術生命旺盛而常青，令人吃驚的，張順頤是在主要精力投入到產業和科研管理的情況下取得以上成就，這些年，他確實感覺很累，“白天沒有時間做業務，只有晚上才有時間，沒有什么假期，出差，交流，合作。”這幾年來，張對于電信運營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給予比較多的關注，先后寫了數十篇文章，其中不乏宏篇大論，發表在人民郵電報、通信信息報、廣東郵電報、江蘇郵電報和許多雜志上，在業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
從1991年開始，張順頤在南郵創辦了十來家公司，有過成功的輝煌，但更多是不溫不火的局面，更不乏失敗的經歷；他試圖闖出一條高校產業之路，現實是困難重重，但他堅持不懈的辦公司，把南郵很多教師從實驗室帶出來，進入企業這個全新環境，從而接受和認可產業化理念，把論文同試驗變成產值。
在南郵，如果張不做產業，相信也會有人做，只是時間問題；但他做產業，而且帶動了一批人，讓這些人跳出固有思維，拓展全新田地。“我來南郵二十多年，算是比較順利，學術沒有荒廢是特別高興的一點，我的學生主要是通過具體項目學東西，在實踐中鍛煉，我教給他們的很少；辦公司積累很多經驗教訓，把一批教學一線的教師帶到公司里，算是把南郵的產業化開了一個頭。”
高校產業化之路，南郵張順頤在走，北郵楊放春（本刊第十五期封面人物，創辦多家北郵企業）在走，表面的瀟灑掩不住背后的辛酸，一路跌跌撞撞——前行者所經歷的，皆為后來者借鑒：行者無疆，艱辛自知。產業之路，不分職業，不分年限，張順頤還在路上繼續前進。
后記：為什么我是張順頤
二年前我就聽人說起張順頤，負責南郵科研和產業的副院長，創辦了十來家公司，難能可貴的是學術一點也沒有荒廢，是南郵那幾年項目最多成果最多的博導之一，帶過近幾百個碩士生博士生。我想，這個人一定有故事，隨后我開始約他，但是他一直都在回避，非常低調，一直約了兩年才如愿。花甲之年，退下來的張順頤可以每天晚上出來散散步，撿起以前拉二胡的愛好，遇到足球賽痛快的看一場，把這些“很享受”的事情補回來；他說自己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學生和科研上面，愿意以一個普通南郵教師的身份總結一下自己。對自己是一個總結，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對別人也許會有一點啟迪。
這么多年來，張一直鍥而不舍做一件事，讓科研和產業化這幾個字根植于南郵人心中，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耗盡全身心。《高科通信》因此致敬于南郵張順頤：高校產業化是一條陽關大道，但一定是張順頤和楊放春們走出來的，盡管直到今天都看不清方向。產業一條路，科研一條路，教學一條路：張順頤，精神抖擻的走在大道上。
“為人要誠懇，辦事要認真，生活要勤儉”，2004年，張順頤十年來帶過的研究生自發齊聚南郵為老師祝六十大壽，面對六十多位弟子，張語重心長，“你們都是我的子女，這三句話，是我六十年的一些感悟，贈送大家。”
作者及來源： 記者 高濤 2006年10月 高科通信